纽黑文——

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全球经济已经陷入第二轮对增长的恐慌。这一情形也很正常。毕竟，危机过后，经济复苏希望的破灭自有其影响。.

道理很简单。典型的商业周期有着天然的缓冲机制以避免对经济的意外冲击。经济衰退越严重，之后的好转就越有力，经济体自给复苏的积聚能量也相应地越发强劲。经济走势上的V形大力反弹意味着经济体内在的复原能力能够相对容易地克服冲击。

但是，这次危机之后的复苏进程却与之前的模式迥然不同。正如卡门莱·因哈特和在 肯尼斯•罗戈夫 在他们的著作《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 》中所指出的，从长期历史记录来看，在危机后的复苏时期，产出和就业一般明显低于标准水平。

这种乏力复苏，顾名思义，不具有V形反弹的缓冲机制。因此，该经济形态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假如冲击足够迅猛（并且当时遭受影响的全球经济已然走弱，年增长率仅约3％，几近其“失速速度”），预期中的复苏有可能演变成二次萧条。

这意味着当前明显乏力的经济复苏隐藏着危机。从表面上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回升了5.1％，并有望在今年再上升4.3％。但是，这种增长率是以2008-2009年大萧条为基准得出的，因此当前形势与典型的V形复苏还相去甚远。

实际上，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准确的话，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年底将仅为2.2%，低于其3.7%的长期平均年增长率。即使（尽管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很难实现）全球经济能保持以4.3%的巡航速度增长，其总量仍将在八年内（2015年前）低于趋势线水平。

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产出缺口”表明，当今世界经济缺少缓冲机制并且对冲击格外敏感。而最近几个月来，造成影响的冲击并不少见：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到日本的自然灾害、再到石油价格大幅攀升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进程的再度受挫。

这些冲击虽然单个来看似乎还未严重到彻底阻碍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地步，但其合力着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对于一个仍显颓势的后危机世界而言。

多数学者认为二次萧条不会出现，他们把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说成是“疲软”，乐观地寄希望于每次冲击之后的必然反弹：例如，全球经济有望从日本的重建和供应链的恢复中寻求动力。另外，最近美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之举也可能推动油价走低。

然而，面对现代社会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及衰退之余波（此时，由于经济增长相当疲软，冲击会使全球经济较一般状况下更快达到崩溃的临界点 ），经济增速将更难达到自给型复苏的“逃逸速度”水平。疲软，可能意味着经济陷入泥潭。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在亚洲——这一当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被许多人称作“二倍速世界”的代表。然而，亚洲泛地区生产总值的近45％（历史新高）依靠出口，因此该地区也很难对外部冲击掉以轻心，特别是当与亚洲经济息息相关的发达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再遭冲击之时。最近中国工业活动放缓表明了这种风险。

面对市场对增长的持续恐慌，决策者准备不足：对他们而言，更得心应手的是应对危机的战略，而不是抚平创伤的药方。

这恰恰是当今美国的写照。尽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有效地扭转了第一场危局，第二轮危机实际上与劳动力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复苏并无太大关系。美国的僵尸消费者需要恢复收支平衡，美国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以配合新工作。无限制的流动资金扶持无益于上述二者的实现。

欧洲各国的情况也相类似。欧盟误将偿付能力问题当作流动性不足处理，导致现在多国靠“静脉滴注”救助度日。但是，若要这一疗法奏效，希腊等国必须借本国经济增长跳出债务陷阱或者废除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任一个实现的几率都非常之小。

未来几年内可能经常出现的增长恐慌意味着，在后危机时代，很难出现创新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短期的选举利益驱动下，决策者将不断诉诸救急之法——再来一次救助或注入更多流动资金。不过，无论是在曾经债台高筑的美国还是在仍深陷债务陷阱的欧洲，这种权宜之计都是注定失败的。

应急方法的目的只有一个：争取时间。但是，当经济体亟需财政整顿、私营部门去杠杆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结构性修整时，时间便不是问题的关键。任凭时间流逝而不做改变的话，危机之后乏力的经济复苏也难免遭受下一次冲击的危难。

我们不能确定下次冲击将何时以何种形势到来（如果能够预测，也就无所谓冲击了）。但是，正如黑夜必将接替白昼，下一场经济震荡也终将到来。如果决策者不愿将重点放在对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上，结果将是有一次对增长的恐慌，甚至更糟。经济复苏已成泡影，危机之后的今日世界或将变为愈加诡谲的终局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