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阿富汗战争迄今为止已经打了十年，在很多人看来或许仍没有结束的迹象，但拉丁美洲却忍受了更为漫长的战争，而且近来血腥程度甚至愈演愈烈： 这就是打击贩毒的“战争”。 这场战争已经变得如此生硬——如此暴力——以致于拉美很多人现在感到惊讶，弄不清病理性成瘾更为严重的究竟是哪一方。

建设“更强大，适应力更强的社会”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传能够阻止与毒品贩运有关谋杀上升趋势的新战略——泄露出来的墨西哥政府报告统计2006年以来与贩毒有关的谋杀已经超过 22,000起。 不断扩张的墨西哥边境小镇华雷斯市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杀人之都，肯定应该高居名单的榜首位置。

华雷斯市和得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县通过四座桥梁和难以数计的隧道和排水沟连接在一起。 具有竞争关系的卡特尔拼命为争夺广场的控制权互相残杀并屠杀安全部队，广场是人们对任何贩毒路线的称谓。 显然愿意加入这场屠杀的无业年轻男性大有人在。

不过解决像华雷斯这样一座城市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派8，000名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占据这座小城的街道要困难得多。 在这方面，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继续忠实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或秘鲁等国禁毒战争此前写好的电影脚本，这些国家政府依靠武力和引渡来平息美国的怒气，惩罚那些最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穷人。

但奥巴马政府形容从安第斯山脉流向美国边境的暴力和国家腐败时所用的语言正开始抓住毒品问题的全新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前拉美总统，墨西哥排名第二的富翁里卡多·萨利纳斯以及阿根廷最高法院已经批评禁毒战争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失败，它拉低了房地产价格、推升毒品产量，并对弱国造成了破坏。

更令人惊奇的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国总统都是禁毒战争所忽略问题的直接受害者。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在一场消灭古柯作物的残酷运动中崛起为这个国家古柯种植者的领袖，这场运动就是所谓的尊严计划。 而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的父亲在这位未来的领袖只有五岁时因走私毒品而被捕入狱。

与这些领袖一样对无非法毒品世界目标抱有矛盾心理的还有欧盟，它过去几十年来已经放松了对毒品消费的限制。 此外，之前的三任美国总统都已经承认或多或少吸食过非法的精神刺激药物，而据联合国统计，有七百万美国人都是常规的可卡因使用者。

但禁毒执法上层建筑的惯性（在美国和欧盟价值均达到400亿美元）在对毒品和卡特尔所造成“威胁”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推动下，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政策推向不由分说镇压的一成不变的选择。

比如，美国对墨西哥打击卡特尔运动的支持似乎牢不可破，国会显然已经做好准备为又一年的军事和安全设施升级提供3亿美元的经费。 人们计划在哥伦比亚建设七座联合军事设施，并且对垄断作物熏蒸市场的美国私人承包商的支持很可能也不会动摇。

尽管如此，随着历经四十年的禁毒大厦缺点逐渐暴露，认定使用毒品的风险大于镇压所造成的破坏已经越来越难。

禁毒措施促成了毒品价格上涨，从安第斯加工厂运到欧洲的可卡因令人震惊的上涨15,000%。 在禁毒战争关注摧毁卡特尔及其主要人物的同时，却顽强地促进了在合法贸易流动的夹缝中生存并对价格激励作出反应的毒品市场的健康。

在年内接受墨西哥杂志《Proceso》采访时，规模庞大的锡那罗亚卡特尔的二号人物伊斯梅尔•尚巴达明确指出： “毒品问题涉及成百上千万人口。 这样的问题怎么控制？ 领头的人可以被监禁、杀死或者引渡，但顶替者已经在周围徘徊等候。”

拉美强大贩毒集团的出现究其原因并非是由于某些个人的极端邪恶。 这些人是在一场由滥用权力、反复无常和充满官僚气息战争造成的严重不公的社会条件下自然产生的。

事实上，墨西哥的齐塔复仇女神最初接受过20世纪90年代向选定的特种部队士兵提供的反暴动训练，而后逃离了特种部队。 近年来齐塔人招募的明星新锐大多具有危地马拉军队的特种部队背景，这支部队一种臭名昭著的入门技术是咬掉一只活鸡的头颅。 与此同时，在牙买加以及中美洲的农村前沿，毒枭正在扮演着穷苦人的救世主兼英雄的角色。

认真重新考察局势和非法毒品管理状况的时候到了，可以考虑实行有选择的合法化，对这个市场重新进行公共健康而不是刑事方面的考量。 现在，美洲各国的决策者正悄悄向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