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无论如何最终都会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虽然这可能要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但是，世界经济却不大可能一如既往了。

即使经济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去全球化了的世界之中——一个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外部融资减少，富裕国家对维持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兴趣明显减少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灾难吗？

　　 不一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由对外借款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二种是作为商品繁荣副产品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种是由经济结构调整和新产品多元化带来经济增长的模式。

　　前两种经济模式比第三种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但是，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担忧，因为这两种模式是有缺陷的，并且根本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属于第三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存在的潜在的困境。这些国家要对其政策进行重大改革，以适应当前的新情况。

　　前两种经济增长模式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虽然对外借款可以使借款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和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过上一种超过自身能力的生活，但是，一个国家选择依靠外国资本是一个不明智的策略。依靠外国资本不仅存在外资流动很容易转向的问题，还存在导致错误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种错误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建立在本国货币高估和对诸如住房和建筑这样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投资的基础上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由商品价格高涨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很容易破产。商品价格一般具有周期性。当商品价格很高时，商品一般会挤掉在制造业和其他非传统贸易产品上的投资。而且，商品繁荣在体制不健全的国家，经常会引起丑恶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对资源租金代价高昂的争夺，而且这些租金很少能够用在恰当的投资上。

　　所以，那些经济能在过去六十年里长期稳定增长的国家，是那些依靠与上述不同的策略的国家——这些国家推动制造业和其他“现代”产品的多样化，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这些国家通过获得工业产品和其他非初级产品在全球市场中日益增长的份额，增加了其国内劳动力在发达生产力领域内的就业机会；而且，它们的政府不仅实施了良好的“基本面”政策（例如宏观经济稳定和外向型经济），而且也执行了一个可以被成为“生产至上主义”的政策：本国货币被低估，实施产业政策和财政控制。　　　　　　　　　

　　中国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典范，它向一系列日益复杂的工业产品进行的快速结构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最近几年里，中国也获得了大量的对美贸易盈余——

美国是中国货币低估的相对国。

　　但是，发展中国家中不只是中国如此。那些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的特征是，拥有贸易顺差（或者贸易逆差很少）。这些国家不想成为资本流入的接受国，因为它们意识到这会对它们保持货币竞争力的需要，造成严重的破坏。

　　巨大的对外贸易差额——美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是其代表——对经济危机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现在已经是一种普遍看法了。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要求我们在将来避免这样巨大的经常账户失衡。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要重新回到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它们就要继续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过去，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这种推动，因为美国和其他几个发达国家愿意保持大量的贸易逆差而得到了包容。但是现在，这对大的或者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了。

　　那么，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要求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吗？发展中国家对工业产品供应大量增加的需要不可避免的和世界对贸易不平衡的无法忍受相冲突吗？

　　事实上，一旦我们明白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不是其贸易盈余的规模，甚至也不是其出口的数量，我们就会发现上述问题不存在内在的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它们对现代工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只要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与生产和服务同时扩大，这些产品和服务就可以无限增加。发展中国家保持货币被低估，会有利于对这些产品的生产进行补贴，但是，也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国内消费征税——这就是保持货币低估产生贸易顺差的原因。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鼓励工业生产，可以获得本国货币被低估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发展中国家要鼓励工业生产，有许多途径，其中包括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降低国内生产和服务的成本。明确的产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更有力的工具。在这里的关键是，担心其现代工业部门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有更直接地促进工业活动的替代政策，它们就有能力允许其货币升值（实质上的升值）。

　　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好消息是，即使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各国对资本流动和贸易失衡的兴趣减弱，发展中国家也能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只要发展中国家明白了这个国际和国内政策所面临的新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它们的增长潜力就不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个新世界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用真正的产业政策来代替通过汇率执行的政策。另一个影响是，只要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可以通过对实际汇率的适当调整来抵消，外部政策参与者（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将不得不更加容忍这些产业政策。更多的运用产业政策是各国降低宏观经济失衡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