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击纽约双子塔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五年后，“9/11”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了。它已经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某种开端或者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载入史册。恐怖分子在马德里和伦敦以及其他地方制造的爆炸事件也将被人铭记；但是，只有“9/11”几乎像“1914年8月”那样成为了流行语。

但是，那果真是一场开于2001年9月11日的战争吗？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美国式的观点。当爱尔兰恐怖主义在英国猖獗之际，各届英国政府都竭力不屈从于爱尔兰共和军的观点，即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将会意味着把恐怖分子接受为合法的敌人，其含义与具有认同的交战规则的一场血腥战争的对等体相同。

这既非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正确描述，也不是有用的词汇。恐怖分子应该更为准确地被称为罪犯。但是通过称之为战争、并把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点名为对手，美国政府给某些国内变化提供了理由。这些国内变化在9/11袭击之前是不会被任何自由国家所接受的。

这些变化的大多数都体现在所谓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上。尽管某些变化仅仅涉及到行政规定，但是，爱国者法案的整体效果却是侵蚀自由的支柱，例如人身保护，也就是无论何时国家剥夺个人自由，均有向独立法院寻求救助的权利。很久以来，古巴关塔那摩湾的战俘营成为了闻所未闻的象征，也就是不经审判逮捕被剥夺所有人权的“非法战斗人员”。

如今，世界并不知道在多少地方还有多少更多的遭受非人待遇的人。对于其他所有人而言，好像是宣布了某种紧急状态，允许国家干涉基本民权。边境检查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煎熬，警察起诉给很多人带来了负担。一种恐惧的气候让任何看似可疑或者行为可疑的人、特别是穆斯林生活困难。

当采取这些限制自由的措施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很多公众的反对。相反，总体而言，那些措施的批评者，而非支持者发现遇到了麻烦。在英国，布莱尔首相全力支持美国的态度，政府引入了类似的措施，甚至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布莱尔第一个主张安全是第一自由。换言之，自由并非是个人确定自身生活的权利，而是国家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利。只有国家才能确定安全的含义。这就是一个新的独裁主义的开始。

这一问题存在于所有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尽管在许多国家中这已经变得非常具体。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9/11“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日子。甚至还有人辩论，而且确实还有证据表明，参与到“反恐战争”之中是否实际上增加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威胁。德国人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这一论点置身度外。

但是，这一立场并没有防止德语中所说的忧虑的扩散。一种弥散性的焦虑正在扩大。人们感到不安，特别是在旅行的时候。任何一个火车事故或者飞机坠毁现在都首先被怀疑是恐怖主义行为。

这样，9/11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震惊事件，在心理上以及对于政治体系而言都是如此。尽管以民主的名义与恐怖主义作战，实际上这一斗争由于官方的立法以及民众的忧虑而已经导致对民主明显的削弱。9/11攻击的令人担忧的特性之一就是除了罪犯们仇恨西方及其生活方式之外，很难看到他们的目的。但是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即民主和法治却已经在捍卫者手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其程度超过远远超过其攻击者。

最重要的是，需要采取两个步骤来在受到9/11后果影响的民主国家恢复对自由的信心。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应对恐怖主义挑战的相关立法是严格具有时限的。当今的某些对人身自由以及民权的限制含有限制其时效的废止条款。所有这些法规都应当定期接受议会的重新审查。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应当力求平息、而不是利用公众的焦虑。我们目前“交战”的恐怖分子无法获胜，因为他们的黑暗的观点永远不会赢得广泛的公众合法认可。这也就是民主派人士应当身先士卒、首要地以遵循我们的价值观的方式来捍卫它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