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随着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和蔓延，整个世界一直在寻找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一开始，很多人把这次危机比作1982年或1973年所发生的情况，这样得类比是令人宽心的，因为这两段时期意味着典型的周期性衰退。

如今人们的心情却是沉重多了，许多人开始把这次危机与1929年和1931年相比，即使一些国家政府的表现仍然似乎把视目前的情况为是典型的而看见的衰退。目前的趋势是，要么是过度的克制（欧洲），要么是努力的扩展（美国）。欧洲在避免债务和捍卫欧元的名义下正变得谨慎，而美国已经在许多方面行动起来，以利用这一理想的时机来实行急需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作为地域战略学家，无论是从政治意义还是从经济意义上，让我自然想到的年份是1989年。当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和柏林墙的倒塌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从表面上看，两者似乎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是象征着压抑和人为分裂的柏林墙的倒塌，而另一个是看似坚不可摧的并令人安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机构的倒塌。

然而，和1989年一样，2008-2009年很可能也能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其带来的发人深省的后果将在几十年后仍能让我们感受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鸿沟的结束，以及对市场绝对信心的后果，都是历史的转折点。而2009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威胁1989年革命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包括欧洲的和平统一和民主制度战胜了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不是恐外倾向的话。

1989年，自由民主战胜了由苏联集团具体化并推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里根总统的许多的支持者来说，就是他精心策划的军备竞赛的升级，把苏联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从而充分显示了自由社会和自由市场的优越性。

当然，现在的情况和1989年的情况明显不同了。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1989年的革命和随后的苏联解体结束了全球的两极化。与此相反，2009年很可能会为一种新的两极化形式铺平道路，只是中国取代了苏联。

其二，民主制度和市场资本主义，或许要比预期的要脆弱些，看来确实是当时的赢家。而在2009年，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却很难区分赢家和输家；每个人似乎都是输家，即使有些国家比其它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

而历史是不公平的。尽管美国要为当今的全球危机负更大的责任，但美国可能会比大多数国家以更良好的势态走出困境。美国会恢复得更好，但并不是唯一能恢复的国家。作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我能看到危机过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美国和亚洲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正在形成。从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到哈佛大学的数学和经济系，亚洲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人-到处都是，犹如公元前一世纪在雅典的罗马人一样：他们对那里学到太多东西的人们充满了敬佩，而他们将在今后几十年打败他们学习的对象。

但是，在这一新秩序的出现之前，世界可能会面临更广泛的混沌，如果不是彻底的混乱的话。例如，对埃及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脆弱的国家，有数十万的埃及人曾在海湾工作但现在因石油生产国出现的危机而被迫返回了自己的家园，那埃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富人不再那么富了，穷人就会更穷。还有，对于那些追求“欧洲梦”的外来工人，现在他们面临着理应是开放的欧洲国家的仇外心态可能的爆发，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

1989年革命所带来的成果，最后没有包括我在内许多观察家所想象的那么持久。我们只能希望2009年的危机同样地最后被证明是远远低于我们现在以直觉和历史回顾的方式所感觉到的那么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