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拉——

如今，国际媒体执迷于两个问题：第一，谁“失去”了土耳其；第二，这种据称的损失对于欧洲以及西方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除此之外，更加令人警惕的现象则是，部分评论员将土耳其的邻国政策比作奥斯曼帝国主义的再生。近期，一位土耳其资深专栏作家更进一步，将“我们的确就是新奥斯曼”的引文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挂上了钩。

作为达乌特奥卢向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议员团体进行陈述时的在场者，我可以证明一点：他并未使用此类术语。事实上，达乌特奥卢以及我们所有这些正义与发展党的外交政策界人士都从未使用过这一术语，因为这种措辞只是对我方立场的一种错误表述。

土耳其的邻国政策是一种被设计用来使该国重新融入包括巴尔干、黑海、高加索、中东以及东地中海在内的、周边邻近区域的政策。我们旨在通过体育、旅游以及文化活动等形式，深化土耳其与邻国间的政治对话、提升双边贸易、增加彼此的人员接触。在埃贡·巴尔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阐述其“新东方政策”时，并没有谁问过维利·勃兰特“德国是否业已失去”这种问题。

真主将这样一种从根本上要求我们既与东西方接触、又与南北方交往的地理位置赐予了土耳其；这既非出于本愿之选择，也非左右逢源之特权；这是一种必然。

与土耳其今日所占国土范围大致相仿的拜占庭与塞尔柱帝国的标志，正是一只同时望着东西方的双头鹰。这样，人们对于土耳其的下列做法便不应感到惊奇：该国目前也正试图与其国土两端的邻国进行接触，并深感只有通过与其邻国携手消减风险、方能使其安全得到最好的巩固。

因此，我们觉得目前关于土耳其定位的争论相当没有必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争论甚至居心叵测。我方邻国政策所需的不是批评，而是支持。土耳其已成为其周边区域构成中的无价之宝，并已正在令现状向着更具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的方向转变。例如，我国与亚美尼亚进行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就注定会给整个南高加索地区带来变化。在分担责任这一方面，我国已在尽自己的义务，明智的欧洲人都明白这一点。

当然，我们的某些邻国不好相处，但任何国家都没有选择与谁相邻的特权。土耳其的邻国政策是一种基于真实利益的、非常现实之政策，而非不少国际评论员笔下那种、浪漫气息十足的新奥斯曼怀旧情结。

文化领域的确出现了新奥斯曼主义的复兴，而我国公民也急于重新发现奥斯曼式的生活、文化与习俗。当土耳其的国内状况日渐正常之时，它也在对其民族历史叙述加以重新阐释；但这只是巩固土耳其民主制度所带来的自然副产物。然而，试图给我国悉心构建出的外交政策倡议抹上帝国主义色彩之行为，不但是一种彻底的错误描述，也是对我国为实现本地区稳定而采取的善意努力之极度不公。

在罗马神话中，雅努斯是掌管出口与入口、开始与终结的神祗。今日土耳其便是雅努斯一般的地理存在，它既为东西方提供了沟通之门，也是高加索、黑海、巴尔干与地中海的起讫之地。

凭借此种地位，土耳其对存在于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在其他情况下将难以友好相处）间的一条独特过渡带提供了补充与贡献，因为它象征着具有几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彼此共存与相互适应。土耳其外交政策促成了这种携手局面，并为其近邻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帮助。

与近期所受指责正好相反，土耳其的外交决策者们并不试图令奥斯曼帝国重现世间；我们所转而寻求的目标，是令土耳其历史性地重新融入周边邻近地区，并藉此纠正冷战年代留下的异常。这种重新融合，只会有利于欧盟以及土耳其其他一些西方及北约盟国。因此，所有这些国家全都没有任何理由向土耳其表达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