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首尔——我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演讲。这是一个就算在几年前都很可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的句子，因为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产业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但随着许多客户国采纳了这一观念，基金组织也认识到了澄清其立场并更新其指导意见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担心产业政策会对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虽然有些产业政策工具确实需要大量财政资源，有些却不那么需要。比如准入管制——也就是政府只允许一定数量的合资格企业在某些战略部门开展业务——的成本就很低。
准入管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让少数企业在寡头垄断市场中获利要优于许多企业在完全竞争中无利可图，尤其是因为利润可以被重新投资于选定的企业。该政策还能使回报率超过利率，有利于促进对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因为制造业的回报率通常低于服务业且时间跨度较长。
当市场规模、资源和技术能力都有限的新兴经济体尝试进入新行业和启动新项目时，准入管制可能会很有效。但政府必须明智地选择企业-——对进口或许可必要技术以及与其他伙伴合作的计划等因素进行评估——并安排融资。中国、日本和韩国已成功实施了准入管制（韩国有一段时期只允许两三家公司生产汽车或提供无线电话服务）。
规定制造商必须在国内采购一定份额的产品最终价值（本地化率）的本地含量要求也是财政成本不高的。这种要求可以支持就业增长，提高国内附加值，并有助于关键产业的升级。
中国的风力涡轮机产业就是如此。该产业在2000年代中国政府出台包括本地化要求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之前一直由丹麦企业主导，随后国内企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占据了中国风力涡轮机市场近90%的份额。
中国还在汽车行业实施了本地含量要求，以较低的进口关税去奖励较高的本地化率。本地化率为40-60%的最终产品的进口零部件需要缴纳75%的关税，而本地化率为60-80%的产品只需缴纳60%。
但是本地含量要求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此中国不得不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前撤销了这些要求。本土零部件制造商因此面临着来自外国企业的更大竞争，为了减轻对它们的冲击中国政府对进口零部件征收了新的关税。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本地化率借此不断提高，在2010年代达到约80%。
马来西亚在本地含量要求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其国内企业在小型汽车市场的份额从1992年的30%提高到1996年的60%，但该要求在2004年撤销。泰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应世贸组织的要求不得不提前废除了这一政策，因此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
但本地含量要求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最近出台的工业政策《通货膨胀削减法》。事实上中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了这部法律，称其存在有利于本国生产商的歧视性补贴。而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在迫使各国撤销本地含量要求（特别是那些伴随着补贴的要求）方面的记录，它对《通货膨胀削减法》相关争端的处理会是有明确意义的。
旨在保护新兴产业的进口关税是第三个值得一提的产业政策工具。人们对关税有效性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衡量标准。比如一项研究发现在1963-83年间关税降低了韩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他研究（包括我自己的）则表明关税保护确实提高了韩国企业的出口量并使它们在大致相同的时期（1967-93 年）扩大了市场份额。
这是恰当的。当一个经济体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生产率增长并不是首要目标。更重要的是增加产出和协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让它们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投资于技术升级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比如正是高达82%的进口汽车高关税使现代汽车得以在其首款自主品牌汽车Pony上市一年内占据韩国44%的市场份额。虽然Pony汽车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极低（这款车在美国的售价仅为1850美元，而在韩国则为4500美元），但关税保护有效保证了韩国国内的利润，使现代汽车得以扩大规模并投资研发。
关税政策不一定会是一个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工具。韩国的非对称手段——在对消费品征收极高关税（以保护出口产业）的同时对资本货物征收低得多的关税——是符合当时经济的特殊需要的。
此外政府保护是与出口业绩挂钩的，这意味着企业仍然面临外国竞争。这种将国内市场保护与世界市场原则相结合的做法是1980和90年代韩国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因为它确保了后进入者仍有机会。
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各国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但它的实施细节非常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指导不仅要突出财政审慎工具的使用，还要强调在保护和市场原则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发自首尔——我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演讲。这是一个就算在几年前都很可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的句子，因为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产业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但随着许多客户国采纳了这一观念，基金组织也认识到了澄清其立场并更新其指导意见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担心产业政策会对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虽然有些产业政策工具确实需要大量财政资源，有些却不那么需要。比如准入管制——也就是政府只允许一定数量的合资格企业在某些战略部门开展业务——的成本就很低。
准入管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让少数企业在寡头垄断市场中获利要优于许多企业在完全竞争中无利可图，尤其是因为利润可以被重新投资于选定的企业。该政策还能使回报率超过利率，有利于促进对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因为制造业的回报率通常低于服务业且时间跨度较长。
当市场规模、资源和技术能力都有限的新兴经济体尝试进入新行业和启动新项目时，准入管制可能会很有效。但政府必须明智地选择企业-——对进口或许可必要技术以及与其他伙伴合作的计划等因素进行评估——并安排融资。中国、日本和韩国已成功实施了准入管制（韩国有一段时期只允许两三家公司生产汽车或提供无线电话服务）。
规定制造商必须在国内采购一定份额的产品最终价值（本地化率）的本地含量要求也是财政成本不高的。这种要求可以支持就业增长，提高国内附加值，并有助于关键产业的升级。
中国的风力涡轮机产业就是如此。该产业在2000年代中国政府出台包括本地化要求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之前一直由丹麦企业主导，随后国内企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占据了中国风力涡轮机市场近90%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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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在汽车行业实施了本地含量要求，以较低的进口关税去奖励较高的本地化率。本地化率为40-60%的最终产品的进口零部件需要缴纳75%的关税，而本地化率为60-80%的产品只需缴纳60%。
但是本地含量要求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此中国不得不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前撤销了这些要求。本土零部件制造商因此面临着来自外国企业的更大竞争，为了减轻对它们的冲击中国政府对进口零部件征收了新的关税。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本地化率借此不断提高，在2010年代达到约80%。
马来西亚在本地含量要求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其国内企业在小型汽车市场的份额从1992年的30%提高到1996年的60%，但该要求在2004年撤销。泰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应世贸组织的要求不得不提前废除了这一政策，因此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
但本地含量要求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最近出台的工业政策《通货膨胀削减法》。事实上中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了这部法律，称其存在有利于本国生产商的歧视性补贴。而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在迫使各国撤销本地含量要求（特别是那些伴随着补贴的要求）方面的记录，它对《通货膨胀削减法》相关争端的处理会是有明确意义的。
旨在保护新兴产业的进口关税是第三个值得一提的产业政策工具。人们对关税有效性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衡量标准。比如一项研究发现在1963-83年间关税降低了韩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他研究（包括我自己的）则表明关税保护确实提高了韩国企业的出口量并使它们在大致相同的时期（1967-93 年）扩大了市场份额。
这是恰当的。当一个经济体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生产率增长并不是首要目标。更重要的是增加产出和协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让它们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投资于技术升级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比如正是高达82%的进口汽车高关税使现代汽车得以在其首款自主品牌汽车Pony上市一年内占据韩国44%的市场份额。虽然Pony汽车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极低（这款车在美国的售价仅为1850美元，而在韩国则为4500美元），但关税保护有效保证了韩国国内的利润，使现代汽车得以扩大规模并投资研发。
关税政策不一定会是一个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工具。韩国的非对称手段——在对消费品征收极高关税（以保护出口产业）的同时对资本货物征收低得多的关税——是符合当时经济的特殊需要的。
此外政府保护是与出口业绩挂钩的，这意味着企业仍然面临外国竞争。这种将国内市场保护与世界市场原则相结合的做法是1980和90年代韩国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因为它确保了后进入者仍有机会。
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各国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但它的实施细节非常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指导不仅要突出财政审慎工具的使用，还要强调在保护和市场原则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极端重要性。